在厨房煮饭时我听到收音机里约瑟潘夫人（Sylviane Agacinski Jospin1945-）正在接受访谈，谈的本来是当天欧盟议员选举在法国的公开投票过程和结果，后来她谈到法国现行的制度和欧洲各国的协调。忽然听到她严肃指责“”这个又时髦又科技的妇女权利 。

　　约瑟潘是法国政界要人，任法国总理时他曾参选总统，之前历任教育部长和政府顾问。他的太太约瑟潘夫人学哲学出身，后做老师，写书。她数量不少的论著多少显示了这个法国女人“女权主义者”的真面目。“女权主义”的概念虽然在各国各个民族解释不一，但似乎都离不开“做女人应有的权利”。“女权主义者 ”应该就是“为女人争取权利的努力者”。可是现在约瑟潘夫人语气严肃地强调：错，女人并不应该具备全部的权利。正如男人不应该具备一切的权利一样，男人女人，都不应该具备一切权利。

　　约瑟潘夫人对“母亲”在欧洲、在发达国家先行、现在正逐步演入全世界的这个“女人权利”尤为反感，她这样解释：如果生为女人就“应该”成为母亲是“女人的权利”，即使这个女人无法生育，她也有权“购买另一个女人的肚子”，这样的权利实在太过荒谬。

　　关于女人是否愿意生育，女人对生育的责任的话题，法国有一单官司公开后令人郁闷：法国女人维罗妮卡·顾岳（V.Courjault）跟随在韩国工作的丈夫生活。

　　有次她带两个孩子返回法国度年假时被警方拘捕，事因是留在韩国的丈夫让·路易发现自家冰柜里藏有两个死婴后报警。夫妻俩开始时表示不知死婴来源，经DNA检验这些婴儿是维罗妮卡的骨肉，在丈夫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妻子把刚出生的孩子处死。

　　和一切杀人案一样，这案子先是引起全国震惊，维罗妮卡立即遭到逮捕。三年后，随着医学、心理和司法调查的深入，法国人对维罗妮卡，尤其对她丈夫及家里十二岁和十四岁的两个孩子都深怀同情。维罗妮卡的律师在开庭前要求为保护她的两个未成年孩子免受心理伤害不要公开审判，结果被法庭驳回。法国法庭公开审判了此案。

　　人们对“杀婴妈妈”维罗妮卡最关注的问题是：为什么丈夫让·路易没有发现太太代孕？2007年法国Stock出版社出了一本Ga?lle Guernalec- Lévy写的书我没有代孕（Je ne suis pas enceinte），它实际是一部对孕妇“抗拒妊孕心理”的调查报告。

　　真是不可思议，“隐形代孕”在生理医学上确实存在。法国每年有八百到两千四百个女人患有给心理带来重大影响的“隐形代孕”。这些代孕的女人没有正常代孕的反应和状况，到六七个月时还是腹部平坦也感觉不到胎动。她们当中有些继续服用避孕药，每月像月经似的排血，有些不适会被医生当成尿道炎或肠胃病。连医生也诊断不出她们代孕了，她们怎么可能知道自己代孕了？直到第九个月一颗三公斤重的生命呱呱坠地。这本书中所有隐形代孕者们都是有名有姓的医学例子，尽管孕妇和家人很快接受婴儿降生的事实，却也得花几个月时间从惊吓中回过神来。

　　医生说，虽然大部分“ 隐形代孕 ”都会正常结束，但对某些母亲确实会产生不良后果，她们心理受到的突然冲击使她们无法正常护理新生婴儿甚至“当作奇怪东西处理掉”。法国每年都有十宗以上“女人因为杀死自己刚出生的孩子而受到法律制裁”的案件。

　　“自由法国”公民的“个人行为”很少是不被允许的，因此法国人喜欢说自己是一个世俗的国家。对“代孕十二周以上的堕胎”“四十三岁以上的人工受孕”、借肚生子、安乐死、同性恋婚姻等等，大多数法国人坚持这些题目攸关伦理，不容易获得法律上的支持，需要特别服务的个别人可以飞去荷兰、西班牙或美国花一笔钱达成心愿，因为在那些国家合法。但法国本土，由医生、律师、老师、家长、政府保守派要员和宗教界等强力组成的队伍，他们坚持做世界上最后的抵抗堡垒。

　　大家看到四十一岁的维罗妮卡在法庭上默默流泪。她承认杀死了三个初生婴儿。因为在“代孕期从来没有听到过胎动心跳”，所以她“不认为他们是生命，只是自己肉体的延伸部分，所以没有负罪感地处理掉”。

　　丈夫让·路易是机械工程师，他以原告身份出庭，以便在审理中能做出对妻子有利的证词。他表示“将全力医治妻子的心理紊乱”，对有可能终身监禁或十年监禁的审判结果，让·路易十分担忧，他说：“我支持我所爱的女人，她是我两个孩子的母亲，我们等待和她团聚”。这天维罗妮卡的外公、外婆、奶奶全都出庭，“我们不明白事因，不过我们原谅她。”他们共同为维罗妮卡撑腰。

　　如果维罗妮卡通过心理医治后终于明白她处理掉的不是“自己肉体的延伸部分”，而是生命，今后她作为母亲，怎么和活着的两个儿子继续相处？这都是她的权利。

　　

　　一支香颂，一个人

　　刘西鸿继短篇小说你不可改变我之后的散文随笔集。作者以一位东方人的审美趣味，为我们描绘了有关历史与现实，文化与艺术，以及法兰西生活的方方面面。

　　青岛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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